地方党政领导一届任期五年。可有一个地方，干到第三年，就有可能被换掉。今日《山西日报》报道称：晋中市委确定提名的6位县（市）长人选，分别签下了任期发展目标责任状：第一年未完成责任目标，接受预警约谈；第二年仍无进步，接受诫勉谈话和通报批评；第三年依然没有改善，接受组织调整。
晋中市委书记胡玉亭在同这6位干部集体谈话时说，组织调整就是下课！当下正值换届之时，把上的目标和下的标准定得如此具体，估计连各位看官都为新上任的市长、县长们捏一把汗。很多人会认为这个标准是不是太苛刻了。按说如果一届任期内没有什么大错，保住位置是没问题的。
可按晋中的标准，只有干好了才能保住位置。这还不是最关键的。
长安街知事发现，6位新上任干部领的任务，才算真苛刻。榆次区原常务副区长石勇此次成为平遥县县长人选。
平遥是著名的旅游城市，石勇认领的一项任务是：巩固平遥古城5A级景区创建成果，旅游收入达到193亿元。据公开报道，2015年，平遥古城全年旅游综合收入93.11亿元。
未来几年，从93亿到193亿，这可是比翻一番还要多啊。在平遥县处级领导干部会议上，新上任的石勇表态：平遥是个大舞台，人生难得几回搏，尽管能力有限，我将尽我所能。榆社县委原副书记许利伟，此次成为昔阳县县长人选。
昔阳，是当年著名的农业学大寨所在地。虽说在榆社就主管三农工作，经验丰富，但许利伟领到的任务卡挑战相当之大：到2017年实现25988贫困人口全部脱贫。
2016年还剩4个月，明年年底就得交答卷，这可是一年见真章。连他自己都说，已经做好了脱皮掉肉的准备。那么，问题来了。
既然条件这么苛刻，还有人愿意干么？长安街知事（微信ID：Capitalnews）发现，这次选拔县（市）长人选，一开始就亮明了每个县（市）的重点发展指标和其他工作任务。符合条件的干部自愿报名，认领任务。而实际报名人数有53人，远多于实际岗位需求。
想进步，并没有错，是值得鼓励的。但想进步的初心却有不同，有的人上是为了更好地干事创业、为人民服务，实现自己的价值。而有的人上仅是为了混个待遇，当两天太平官，甚至是想用手中的权力谋点什么。
这两者之间有本质不同，古人云，朝廷大臣，上不能匡主，下亡以益民，即尸位素餐。权力是人民赋予的，选官不是自己家开帽子工厂，想给谁发就给谁发，而是要让那些愿意且有能力为人民干好事的人走上合适的岗位。在这一过程中，就需要制度设计和用人导向了。习总在同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进行座谈时说，不能干一年、两年、三年还是涛声依旧。
自中央出台能上能下新规后，各地也陆续跟上。能否有效履行职责、按要求完成工作任务，是衡量上和下的重要标准。这样的标准，必须同地方发展的具体目标结合起来，才能真正把压力传导下去，使地方官员有下的危机感。
从晋中官员积极报名的情况来看，下的压力和上的动力是并存的。对于有能力、想干事的官员来说，认领任务这样的制度设计，恰恰为他们打破论资排辈窠臼、更好地展示自己从而脱颖而出提供了路径，也可视作一种发现人才的方式。如此选官，与山西当下的发展形势不无关系。由于煤炭等能源原材料价格持续下跌，产业转型尚待时日，能源输出大省山西举步维艰，经济增速全国倒数。
新任省委书记骆惠宁上任后，反复强调要政治和经济两手硬。晋中在山西不算经济大市，2015年的地区生产总值刚刚突破千亿元大关。
对于晋中来说，挺进全省第一方阵压力山大。晋中市委书记胡玉亭直言：没有能上能下的激励机制，这个目标就不可能实现。不难发现，这种能者上、庸者下的用人机制，与外资企业、民营企业颇为类似。之所以有些人觉得苛刻，是因为企业虽然压力大，但是挣得多，而官员压力大却挣得少。
这种逻辑，忽略了一个重要方面，当官挣钱两条道，既然选择了从政就不要想着发财。企业通过经济鼓励来肯定人的价值，官员通过岗位晋升来获得组织肯定，激励方式不同而已。官员工作有目标、有压力，本身就是正常条件，只是以前不够明确现在明确了，有人不适应而已。
如果当了官，还不能提点要求，那才是真苛刻呢！归根到底，还是初心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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